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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手记

毫无疑问,这本书是少数触及真实的书:书中的内心描写不再停留在想象界,不再是自我意识在说话,而是成功地将无意识(即没被符号化的意识)拉入了符号界。立刻,关于这本书的探讨就必须面临一个困境:尚若读者的相关意识还未被符号化,书中的相关叙述也就无法与其他符号相关联从而形成意义。于文章的开始——为避免被进一步误解——我必须先声明书中的事实:书中只存在两类人,即地下室的人与行动家。地下室的人是「一种无个性的生物」。与行动家不同,地下室的人蜷缩在地下室里并不行动。地下室的人感受不到「美与崇高」,即他们不相信任何最高价值。乍一看,地下室的人犬儒又虚无,很可能你并不会认为你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多半你也不是,作者认为行动家「是真正的正常人」)。然而,地下室的人与行动家之间并非是对立关系,文中屡次同时出现的第二重身份——地下室的人作为有强烈意识的人,与行动家作为天真的人——引出了一个表面矛盾,从而展示了两个身份之间的真正关系。

意识常被看作好的,有理性、客观、讲理,这不是人们常常所要求的吗?而天真则带着潜在的危机,思考不充分,无法看清真相,天真是一种失败。为什么不是天真的地下室的人和有强烈意识的行动家?为什么两重身份之间有正反的颠倒?这个外在的矛盾在真实的关系会被自然地消解:「我(地下室的人)只不过在我的生活中走到了极端,你们(行动家)却连那些的一半都不敢做到,还把胆怯当成了明智,且籍此安慰自己,欺骗自己」。这句话需要以字面意思理解,极端也并非贬义,这句话并不是地下室的人在颠倒是非地嘲讽行动家。为什么地下室的人是走得更远的人,而行动家是失败了的人?如同作者所写,我们必须达成「对人新的理解」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重区分:地下室的人之贯彻现实原则

什么是欲望?除非某物已经消失不见,我们无法「想要」某物。只有在我们已经与客体相遇并分开之后,为对抗现实中的不在场,我们才开始幻想得到某物,我们才使用语言称呼「某物」来替代实际不在场的客体。所以严格来说,我们从来不会「寻求某物(Objektfindung)」,我们只能「重新寻求(Wiederzufindung)」。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遗失的客体」。当婴儿第一次喝奶时,母亲(形象)的乳房在婴儿的感知下与婴儿是一体的。只有当婴儿体验到饥饿并且无法立刻获得乳房之后,乳房的客体性和婴儿的个体性才慢慢显现于婴儿。可对于不能独立生存的婴儿来说,母亲–孩子的一体性的破灭是恐怖的。为了获得母亲的爱与关注,可以说成长的过程就是为了满足来自他者的要求,放弃即时满足(享乐原则)的过程。我们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进食、排泄,而不再是随时随地。为了被爱(现实原则,将遗失的客体在现实中重现),我们学会放弃一部分快感(即阉割)。

「由于自己的无限虚荣,所以才有诸多的自我要求。」虚荣即幻想着值得被爱的自我。这不就是文明的本质吗?弗洛伊德把「对本能的放弃」认定为所有文明成就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第二部中得到的结论,「所有文明的意义就在于,把『人』这个野兽驯化成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即一种家畜」。这不也是地下室的人所做的论断吗?「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正派人士都是,也应该是胆小鬼和奴才。这就是他的正常状态。」地下室的人一遍一遍地说他是最有教养的,或者说,他是贯彻了现实原则的。行动家是相信自己找到了正义的,行动家生活在一种「找到了自己被爱的保证」的幻觉中。而有强烈意识的人则可以问下去:「这样就够了吗?」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可以被评价为懒人,对于地下室的人也是愉快至极的,因为这给予了他停止意识的理由,有一个真理为他的生活(苦难)负责。到头来不存在什么真理可以为我们辩护,只有天真的人才能停在某处,认为自己找到了正义。

意识活动

因现实原则而被放弃的快感则被称为jouissance(法语enjoyment)。同时不仅是被放弃的快感,从放弃快感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获得「快感」,另一种意味的快感。通过满足他者的期待,我们期待他者反过来爱我们。谁能说我们在「成为我自己」的过程中没有在幻想奖励,在幻想(fantasy)中没有获得快感呢?这就是jouissance的第二层含义:来自放弃的快感。可是这种快感有别于其他快感,这种快感不直接来自满足。到头来,我们无法成为母亲(mOther)的唯一且最终(be-all and end-all),我们无法满足母亲的全部欲望。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尝试。Jouissance作为来自放弃的快感,要求着我们不断自我阉割。欲望一旦被满足,欲望就不再,幻想也不能再进行。欲望本身欲望着欲望的持续,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driveDrive不想被满足,drive只想不断重复自身。我们不断主动阉割,并持续幻想着得到奖励。地下室的人评论说「只要让路继续下去就好……他自己本能地害怕达成目的,也害怕完成被他创造的建筑」。西西弗斯所传达的不正是这一点吗?重点从不在于把石头推上山,重点一直都在于不断地推石头。「强烈意识……不断埋怨并折磨自己,直到苦楚最后变成了某种可耻又该死的甜蜜,最终——变成一种明确又重大的欢愉!」

那意识活动是什么?意识活动是反思的能力,是帮助我们达成幻想的手段,是审视自己生命的方式。「我能不能得到别人的爱?我需要怎么做才能得到爱?我应该(或者说,别人期待我)阉割哪部分?」意识活动就是negation的能力,用来negate自己的生活——换言之,否定生命。在老鼠/人的比喻中,「他自己把自己当作老鼠……这只老鼠在做什么……它也是受辱的(它几乎总是受辱的),也想要报复」。可以看出,「人」在这里本应该是所有的最高价值、所有的理性,然而却完全没有被提及——自己是老鼠——「人」的比喻是一个空集。真实的人除了老鼠什么都不是,真实与我们的幻想相冲突,真实的我们必须架设一个超越性来与我们相对,管它是上帝还是道德律。「凡是具有无上价值的事物,定然另有自身的源头——它们决不能生于这转瞬即逝、充满诱惑、虚幻和卑微的世界,决不能生于这妄想与贪婪的大杂烩!它们乃是生于存在的怀抱,生于永恒,生于隐匿的神明,生于『自在之物』——必定是生于此处,绝无其他可能!」(《善恶的彼岸》)

我们可以问:相信某些最高价值或是人性价值真的是在承担生命的责任吗?希腊人正是在这点上与我们有多大不同呀。「希腊诸神乃是高贵而又骄横的人类的反映,这些人内心深处的野兽也感觉自己被神圣化了,而不再是自我撕咬、自我摧残了!希腊人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直利用他们的诸神,就是为了能够远离『良知谴责』,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自由灵魂保持快乐。」(《论道德的谱系》)希腊人能够神圣化「老鼠」,他们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为生活中的苦难承担了责任。这就是尼采所歌颂的悲剧:生命必须得到肯定,而不是得到辩护或救赎。而与其说我们在让「老鼠」负责,不如说我们在责备「老鼠」,并相信只要去除那部分,便可以剩下一部分不需要被责备的自我。正是我们的生命无法承担丧失,才引入了现实原则,引入了幻想。相信只要我们现在牺牲,便可获得在来世(人性价值则是在现世以设想乌托邦的形式架设了来世)获得幸福。

意识活动,以及其所服务的现实原则,本是为了享乐,为了将遗失的客体重现于现实。同时,也是现实原则摧毁了所有的享乐(「这是真的吗?这就够了吗?」),反过来杀死了生命,并将所有的奖励与幻想都放到了生命之外——来世。如同弗洛伊德对超我的描述:最严厉的惩罚会降到那些正是最遵守道德的人身上。这便是意识活动一直以来的结果:诅咒生命。这便是尼采谱系学的结论:西方史是虚无主义的历史,一场盛大的败仗,从生活那令人痛苦的生命力中撤退。「人一旦开始思考,便把复仇的病菌带进了事物。」(《权力意志》)避免太特殊的(Particular)、直接的(immediate),去寻找那普遍的(Universal)、中介的(mediate)。毋需再强调了,「过度的意识活动是疾病」,或者借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致死的疾病」。

真实的object a

我们不断幻想着的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幻想被夸奖,可能幻想一段亲密关系。在所有的幻想的背后,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基础幻想(fundamental fantasy)。它被用来评价其他幻想,它是判断好坏的标准,它被弗洛伊德称为the thingdas Ding),而在拉康的术语下,它就是object aObject a赋予其他一切意义,所以可以说object a是一切的锚点。这是object a的功能,但它是什么呢?Object a可以说是母婴分离过程下的剩余(remainder):我只能满足他者(mOther)的一部分欲望,尽管如此,我仍然幻想着我可以满足他者的一切欲望,我仍然幻想着我和他者没有分离,他者的欲望可以和我的欲望完全重合。这就是我们最初的幻想,最初遗失的客体,我们的基础幻想。在这个意义上,object a并不是一个客体。客体谈论的是欲望的对象,而object a则是所有欲望的起因,而不是对象。Object a是残留的对母婴一体的幻想,是对于不分主客的世界的幻想,正因此object a不能被称为一个客体。这正是地下室的人所说的「那个利益」,「这利益之所以优越正是因为——它打破我们一切分类」,而人们所谈论的其他利益都是有明确对象的,管它是食物是金钱是幸福。

为什么有强烈意识的人想要报复,想要「把……观点塞给每个人」?可以说,他在坚持自己的jouissance,这不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吗?Jouissance来自「如果我这样,他人就会爱我」的幻想的快感。而为了让这幻想成立,重要的一点是我所做的需要和他者的欲望重合。我所坚持的「他者的欲望」需要被他者同意,不然我的牺牲就都没有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地下室的人在与那几位朋友一起吃饭时他如此恼怒。那个他最想去羞辱的人是幸福的,是在生活中的。地下室的人的jouissance被否定了,而他没什么能做的。这不也是苏格拉底所做的吗?「……是什么?」没有谁的回答足够完美,因为他们总是用具体的例子来回答,他们总是能在生活中找到满足。而苏格拉底不正是那个充满复仇精神,企图消解和同化其他人的人吗?地下室的人谈及他曾经的朋友时,他坦诚他「想要启发他(朋友)去蔑视自己的周遭,并期待他要高傲又彻底地与他的周遭决裂」。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地下室的人对丽莎指出了她生活的糟糕之处之后,丽莎对他的附和会让他如此兴奋,「跟我是同类」。地下室的人并不是要羞辱丽莎,这种感受不正是每一个说「和聊得来的人做朋友」时所想的吗?

在这里,我需要重新强调一次object a作为所有欲望的起因的作用。地下室的人对丽莎的兴奋正是这样,他的object a在丽莎的反应中展现了。这也是温尼科特的客体关系理论没能说清楚的地方:好像我们只会对客体建立我们一直习惯的关系——也就是,「习惯的关系」作为一个对象是我们所欲求的。不是的,真正令我们兴奋的是那object a,那能激发各种欲望的起因。这和习惯毫无关系,很多时候object a会以令我们恐惧的方式带给我们兴奋,但我们还是会不管不顾地扑上去。不管我们如何在意识里如何设定我们的期待,当触及object a之后一切意识便会被抛在脑后。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不断重复糟糕的关系,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地说他们并不想要这样的关系。我们真正想要的是维持自己作为欲求的主体。

你能理解吗?你还以为诅咒生命是「可能别人是这样做的,但我没有」吗?你还以为我一遍遍谈到我们想「被爱」,我只是在说「我们想要幸福」这么肤浅的含义吗?不要一听到「苦难」这个词就摆出阴沉的面孔,我们每一个人不都乐在其中吗?「都在吹嘘各自的病态。」你还没有感受到吗?

正是如此,目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矛盾还不够明显,人们还没有成为地下室的人,人们的意识活动还没有强烈到可以意识到自身。如同我上文所说,现实原则原本是为了将遗失的客体,将原乐带回现实。正因此,诅咒生命会表现为生命的热情。「禁欲主义理想起源于一种正在退化的生命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拯救的本能,该生命正寻求各种手段来维系自身,为其生存而战斗……生命在禁欲主义理想中,并通过这种理想和死亡搏斗,反抗死亡,禁欲主义理想就是用来维持生命的一个绝招。」(《论道德的谱系》)在这全新的理解中,表现矛盾会得到消解,意识活动才会显现为原本的面貌。我们正是为了可以活在现世才制造了来世的幻想,为了维持我们的object a我们可以付出一切。平等、民主、政治正确如此迷人,不正是因为这些概念永远无法真正达到吗?在这些「普遍性」中,人们看到了可以带来永不停歇欲望的object a,而人们则享受着不断揭示现代社会不够正确的一面的jouissance

幻想的入侵者

这同时也是为什么当丽莎被地下室的人感动的时候,当丽莎要来找他的时候,地下室的人反而产生了反感。「突然她整个人脸红了起来,颤抖了一下……她再度有点不正常地微笑,脸红着诡异地看我一眼。我感觉不舒服,急忙离去,慌张溜走。」丽莎此刻在地下室的人身上找到了救赎,在生活的具体(Particular)中找到了满足。正是这一行为——对于有强烈意识的人来说,对于谈论哲学的人来说——将丽莎打入了他者的类别。丽莎的享乐不是地下室的人的jouissance,在丽莎身上,地下室的人不再能找到自我。正是如此,地下室的人之后并没有拯救丽莎并不是出于恶毒,他不得不这么做。为了他还是他自己,他必须拒绝他者。

地下室的人最后痛苦地说出了主体的困境:「他们不让我……我不能成为……好人!」他者——那个主体阉割自己为之服务的他者——要求着主体继续阉割。而主体以这种牺牲、以自己的jouissance建立起来的自我(Ego)也让主体没有其他选择。主体必须继续牺牲自己,主体不知道也不可能作出这之外的选择。当人们声称「我为自己而活」时,真实的不就是「我为我心中设想的他者而活」。与他者的对立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为他者」而已。所以当人们以为「一切欲望和理性推论都能算出来」的时候,那些不过是想象界的欲望,而并不是真实界的object a。乌托邦幻想不都是这样吗?想象着每个人的欲望都可以被满足的社会。可是,可是!这也意味着每个人所想象的「他者的欲望」——正是以此我们建立了自我——也都需要与他者的真实欲望相重合。

然而,欲望本身就意味着不定、未知。只要我们还在生活,我们就会意识到关于他者那令人颤栗的现实:他者永远是真实的他者,不可知的他者。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满足他者,我们主动提供给他者的(我们的ego)永远都不能是他者真正、全部想要的。我们不是他者(mOther)的唯一且最终,我们的牺牲永远都不会得到回报。

人的破坏欲不就在这吗?我们想象的他者(能被想象的他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他者。既然如此,为了维持我们的jouissance,为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意义,我们必须摧毁真正的他者。这便是道德的起源。「奴隶道德从一开始就对『外在』、『他者』、『非我』加以否认。」(《论道德的谱系》)最初,人们是无辜(innocent,无罪)的,人们对于彼此的不同、那不可穿透、令人绝望的他者性并不在意。直到有人开始无法承受生命的苦难,想要在所有人身上制造他自己,直至回归那诱人的无辜——母婴一体的甜蜜……

我们重新回到了上文所说的——让我换一个词——道德会表现为生命的热情。「任何动物,所以也包括哲学家,他们都本能地致力于争取最佳的生存条件,以便能够充分释放其力量,并且最大限度地满足其权力感;任何动物也会同样本能地、并以一种『高于一切理性』的敏锐嗅觉,断然排斥所有阻挡或有可能阻挡他通向最佳生存环境之路的捣乱分子和障碍。」(《论道德的谱系》)而那从来都不是什么美德、真理,那只不过是对于他者的仇恨,并且通过赋予「非他者」的元素普遍性来消除他者。

这也向我们揭示了主体与真实他者之间不可消解的对抗性张力。这也是在当代政治运动中人们无法理解的真相。女权主义想象了以男女性别为主的诸多性别之间对立的消除,各种性别和谐相处。多文化主义想象着殖民者文化与被殖民文化之间的和谐。而跨性别主义想象着个体的完整性可以通过创造更多的性别词汇而实现,可是只要所属于某个性别,哪个个体不会丧失些自我呢?在女权主义下丧失了男性身份的男性,渴求性主导性的女性,这些丧失与错位也可以通过发明新的性别身份来和解吗?拉康用强烈的语气对于性关系(不是性行为的关系)做了论断,「根本没有性关系这回事(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sexual relationship)」,表达的不正是无法消解的对抗性张力吗?

进而,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所写的就显得清楚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文化』都是限制、疏导、调教这种不平衡、这个创伤性内核、这个根本性对抗的反应—构成(reaction‐formation)和努力。……不仅奋斗的目标不再是废止这种驱力对抗(drive antagonism),而且废止这种驱力对抗的渴望本身就是极权主义诱惑的源泉。最大规模的大众屠杀和人类浩劫,都以人的和谐存在为名义,以没有对抗性张力的新人类为名义实施的。」纳粹正是幻想着没有犹太人、和谐的社会,而幻想着各式各样的和谐的政治正确运动又怎么不是呢?正因如此,福柯才在《反俄狄浦斯》序言中写道,「居于我们大家的身上,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这不也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尝试揭示的,在启蒙理性与法西斯主义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宛如两极的概念的断裂之间,尝试解释两者如何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尝试缝合这个断裂。

第二重区分:天真的人之天真

我说服你了吗?你是否还抱着一种天真的幻想,「但是……还是有意义的嘛。」我们再一次问出尼采的问题,「声称自己有求真意志的人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的革新之处在于颠覆了那个透明、置外的主体形象。真理看似是与主体无关,不带私利,所以主体追求真理很难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欲望。然而通过提出这个问题,尼采在断言,有求真意志的人是为了一些私利才要追求真理的。

康德所提出的那个例子不正符合上文描述的主体困境:君主想要让某人做伪证诬告一位正人君子,并以死刑作威胁。「他们不让我……我不能成为……好人!」拉康使用了一个「要钱还是要命」的例子形容这个主体困境。被歹徒抢劫,如果要命便会损失钱财,如果要钱并会被杀掉(钱也多半会被抢走)。这是一个neither/nor的处境,选哪个你都会丢掉些什么。在康德的例子里,选择不做伪证,遵守道德律令,你就会死;选择做伪证,你就得面对道德的审判,选哪个你都要痛苦。让我们用上文已经建立的话语再解释一下这个例子:如果不做伪证,你保全了自己的jouissance,但你被他者杀死;如果做伪证,你满足了真实的他者的欲望(有异于你内化了的他者的欲望,也就是你自己的欲望),但你也放弃了自己的jouissance,你无法再做你自己。

是否缝合已经开始明显?重新问尼采的问题,我们要问康德所假设的他者的欲望是什么,康德的object a是什么?拉康在《康德同萨德》中所表达的正是,康德的道德律令正是一个异于主体且不容主体质疑的绝对他者的声音。但是,萨德的淫秽的价值观,「我有权享受你的身体」的律令,也不过是把绝对他者换成了一个追求享乐的他者意志。如果性激情对于一个人并非是基于享乐原则,并非只是直接的身体快感,而是关乎自己的内核的,实际上来自他者的,基于现实原则的(SM文化尤为明显),那这性激情也是严格意义上道德(并非上文里用来消除他者的morality,而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自发遵守的热情ethic)的。

这不正是康德想象力的单一,尼采和拉康所讥讽的天真吗?康德以为自己是非教条主义的,可是性格温顺的他从一开始哪里想过进行彻底的批判?你是否相信「康德对于神学独断概念(上帝、灵魂、自由、不朽)的胜利,毁灭了与之相应的理想」(《论道德的谱系》)?战争还未开始,势力范围就已经被定下了。康德区分了三种范式: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范式之间的误用和越界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不过只是维护了他从一开始就认同的价值,康德的胜利不过是神学家的胜利。有些价值从一出现就已经是旧的。「在这堵墙前面……这些天真的人和行动家,是会诚心屈服的……这堵墙对他们来说,是某种安慰的、精神上允许的、终极的,或许甚至是某种神秘的东西……」

而如果我们假设不同的绝对他者,也可以获得完全不同的道德。这也可以在对于康德对于婚姻那臭名昭著的定义的翻转解读上看到。康德将婚姻定义为「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了终身相互占有对方的性官能而产生的结合体」。我们可以理解为,正是在自我物化(性行为)的极致里我们实现了自主性。自我物化不正是自己的jouissance,那满足自己想象的他者的欲望而带来的快感吗?康德批判物化,可他没有意识到道德不也是建立在让那个不是行为主体的观看者也可以受益吗?康德的道德律不过是他自己的jouissance而已。「在这求真意志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之际,道德开始走向毁灭。」(《论道德的谱系》)

我们可以看到,到头来一个人需要自己的object a作为锚点为一切赋予意义。尼采的谱系学研究就是将一切价值回归到了产生价值的主体身上。这也是为什么《地下室手记》可以被评价为「完成了真正的纯粹理性批判」。地下室的人正是那不再天真,想明白了这一切的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jouissance只是自己的,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锚点对于他者并无意义,强烈意识的结果只能是躲在地下室里。人们总是引用尼采批判虚无主义,但他们总是意识不到自己正是尼采批判的「高等人」,在上帝已死的时代用人性价值替代了最高价值,不完整的虚无主义。必须强调,这比虚无主义更为低劣。而人们总是意识不到查拉图斯特拉正是被尼采称为虚无主义的极致: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是将虚无主义推向极致。在米勒对于民主与科学的批判中也能看到相同的结论:「民主所施加给我们的同质化或许有好处,但他不能取代例外者的情欲。」每一个个体的jouissance,个体的享乐的独异性抵制着科学的普遍化以及民主平等主义。这的确是一种犬儒主义立场,因为个体的「jouissance是唯一正确(true)的东西」。(Less than Nothing,齐泽克)

正是如此,尼采在描述那向超人的转变才使用了正午的比喻——影子,人的锚点,object a消失的时刻。「在最寂静的时刻,我的根基陷落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正是如此,超人在尼采看来一定是非人的,是超越了人类的主体–他者的结构的。而在超人到来之前,我们可以重新阅读一下尼采对于救世之人的描述(以及与地下室的人做一下比较):

「同时还需要一种崇高的恶毒,一种在人类身上所剩不多的最自信的认识勇气,而这勇气乃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表现,因为人们已经太过卑微而且疾病缠身,所以恰恰需要这种伟大的健康!……如今的人们还能有这样的健康吗?……但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在一个比我们这个腐朽的、自我怀疑的现代更加强大的时代,那个人一定会来到,那是心怀伟大的爱和蔑视的救世之人,他就是创造精神,他那逼人的力量让他一再远离一切的偏远与彼岸,然而他的孤独却被民众误解为逃避现实——:而事实上,他的孤独只是意味着他在投身现实、埋头现实、深入现实,而其目的则是为了,如果将来有一天他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话,他能够从中找到拯救现实的方法并且把它带回家:也就是把现实从迄今为止的那些理想所加诸它的诅咒中拯救出来。这个未来的…」